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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某人旅居新塘十余年,湘人也。现为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增城市作家协会会员、增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1994年所创作的诗歌由中国国际文学艺术作品博览会认定为文学类三级作品,1996年3月诗歌获冶金部铁流文学奖二等奖,2000年1月获增城首届文艺奖,2007年6月诗歌获《诗刊》、《人民文学》和《作品》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征文赛优秀奖,2007年11月,电视小品获市文联组织的征文二等奖,2009年有论文入选《荔乡论丛》。文字乃佐料,千万不可当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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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诗歌理想  

2012-02-09 16:18:47|  分类: 其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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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诗歌理想

——评龙凌诗集《钢铁与梅花之间》

 

龙扬志

 

诗人依靠诗歌说话,这是一个简单之极的道理。诗集寄托着诗人的个人愿望,我们以前不太关注作品集的编排意义,这里面其实大有学问。依据时间、题材、内容等多种方式对作品进行重新编码,比如好的诗歌排到显眼的地方充当门面,存在瑕疵的文本则敬陪末座,甚至仅为凑数,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诗集的意义不在于作品的累加,可以说,诗集出版是超越文本的大创作,不那么畅销或不可能畅销的著作出版过程几乎大同小异:精力、物力的投入自不必说,其他方方面面的设想也离不开作者的亲历躬为。由于一本诗集渗透了诗人如此多的心血,从诗集看出诗人的创意也成为可能。

龙凌刚出版的诗集《钢铁与梅花之间》让人想起这些不着边际的诗歌外部问题,他的创作实践和心路历程可能更值得关注。龙凌的诗歌在1999年至2005年陷入停顿,这种文学与生活的双重疏离,总是有诸多内在原因,巫国明先生在诗集序言中说他的写作才情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被繁乱的工作、杂务和物欲冲击所侵蚀、掩盖。这当然不失为一种解释的方法,但也可能出自文人中心中义的立场,为评述对象寻找外部客观因素的借口,毕竟写作是个人化的事情。九十年代是纯文学走霉运的时节,诗人甚至成为社会上颇具警戒意味的文化符号,不务正业的雄心等于痴人说梦,不少文人听从生活的教诲,主动从了良归了正。而回顾这样的人生转折点,大部分文人嘴里仍会说当年为生计所累,内心却无不庆幸自己及时醒悟,弃暗投明。像龙凌这样深刻理解人生要义的聪明人,自然不会颠倒生活和诗歌的关系。

这话我没有揶揄的意思,如果一个人要追求幸福的生活,就必须有所不为。其实我们都不缺乏清醒认识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在见证他人的过程中,看到自己在天赋、能力和意志等方面的差距,与其说这些差距决定了我们自身的未来处境,不如说是告诉我们如何寻找自己的当下位置。很多人抱怨90年代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在我看来,社会激荡的作用带来的后果是呈现了塑造个人生活的诸多可能。很多人的文笔不坏,但是离优秀作家总有一步之遥,这无关能力和智力,仅仅是思维类型差别所致。80年代部分文人的成功放大了文学梦的光环,而文学有自身的专业人才要求,它只是众多出路的一种,关上这道门,意味着更多的门敞开,事实上,很多文人后来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最好方式。我对于文学洄游一直持警惕态度,同时也相信在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之后重返文学,兴趣和追求更趋于本真,效果可能会更好。

当然,龙凌的情况稍有不同,他的“出走”和“归来”,更具有个体诗学的意义。在我看来,他的停顿不完全是最大程度上挖掘自我潜能所致,他所面临的困惑和疑虑,还是诗歌书写遭遇的个人瓶颈,虽然到诗集《钢铁与梅花之间》出版为止,并不意味着他的问题已经成功解决。可以说,这本诗集的文本前后对比与中断,呈现了一种未完成的诗歌理想。从诗集命名即可看出,龙凌对工业题材非常关注,这种钢铁的迷恋显然和他早年的工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正如他在后记中描述的那样,之所以在偶然中走上写作之路,既有一代人激情与梦想书写的冲动,也有见证光辉岁月的雄心壮志。像《金银花》、《钢铁之魂》、《钢铁与歌手的音符》、《感谢钢铁》等这些诗歌组章表达出来的中心意蕴一样,那个时代的重工业与城市、工人使命、未来社会想像不仅建立了过于密切的关联,而且是日常审美发生的最重要场景。“钢铁之声互相缠绕/我看到一双握满音符的手/机器轰鸣中点染心灵静处/乡音像炊烟般自然而舒缓/甩我的汗水在钢铁上/扔我的沉默在钢铁上……”(《钢铁与歌手的音符》)劳作与生活感性同个人思绪完全融合到了一起,韵律充满铁的味道,因为刚柔相济而别有兴味。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90年代的湘中地区,只有廖志理和龙凌的工业诗歌写得这样富于激情,姿态优雅。而对于一个以工业题材为写作根基的普通文人,一旦国企改革出现诸种危机,写作的合法性就会动摇,这是龙凌这类专注型诗人必然面临的困境。

困境意味着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简而言之,诗人理想可概括为诗歌的理想,从龙凌早期诗作中,我们不难读出某种诗歌的抱负,除开他写钢铁的工业诗和写梅的情感诗之外,他还有一些以个人经历与日常生活为切入点的诗歌,它们更为全面地呈现出诗人的艺术观念。如《一种叫先锋的药品》:“很显然生活也容易产生抗体/欲望 名利 肮脏 忧愁/乃至悔恨/时不是与免疫力进行较量//生活 以先锋的名义/选择角度经历锋芒”,这种抗争无疑展现出藏在龙凌内心深处的理想主义色彩。因此,龙凌面临的个体诗学难题,在我的理解中,更是一种表达与意图的冲突,这是源于诗歌经验及其技巧之间的局限。当他以相对超脱的态度书写与自身命运相关的对象,比如2008年的湖南大雪、“5.12”汶川大地震这些时代性的内容时,关于诗歌的本体之思便不再焦虑,血管里流出的声音亦是他灵魂所熟悉的melody。

巫国明说龙凌最好的诗歌在90年代即已写出,不难看出激励的苦心,也唯有真正的朋友才能这样诚恳地指出症结所在。自90年代中期算起,龙凌在增城生活已有十多年,他仍然操着地道的老家口音与朋友、同事、上司交流,可见心灵与思想的理解,语言本身并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困难。不过,从他对于广东麻将的了解程度,可以推测他的生活圈子与交往圈子还是比较有限的。也许正是这一点,为龙凌诗歌自留地的保存创造了环境的条件,现在龙凌又是从事与文化相关的工作,更有条件实践自己的文学理想了,但愿《钢铁与梅花之间》的出版是一个新的起点。

随便说一点与诗歌不太相关的。我每次去增城看东荡子,在那个八层露天屋顶我们会谈些诗歌,下点象棋,坐久了就不再言语。东荡子虽然朋友遍天下,真正能像兄弟一样玩得随意的,还是那些来自乡下又有着类似经历的朋友。东哥拿起电话,首先喊的肯定是龙凌,要么龙凌过来,要么我们去他那里。感谢中国的娱乐发明,二个人可以下棋,三个人则斗地主,四个人必定打麻将。广东麻将与湖南麻将虽有一些区别,也无非是多了几张风,字并不难认,麻烦的是要算番。有时牌打到一半,龙凌突然停下来认真地说,刚才那把你还欠我5块钱呢,得翻三番啊。龙凌出牌很稳,牌抓到手里,先会细细地把桌前的队伍检阅一番,即使摸到一张没用的一万,也要从里面换张一万打出来,嘴里有时不免念念有词,刚听他一劲地说牌很臭很臭,可转眼就和牌了。因为这些原故,我有时感觉他的牌和东哥的棋一样,很不太好对付,可是又没什么办法。巫国明先生说龙凌的笑意“变幻于七分真诚与三分狡黠之间”,我觉得这个印象总结甚为精当。文人看人总是入木三分,因为他们关注人的灵魂。作为朋友,龙凌不乏真诚,作为诗人,他可能还需要唤醒90年代那种发自内心的原动力,如果真要让诗歌与个体产生不可割舍的生命关联,这一点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必需的。
 
2012.1.15-2.8

(龙扬志,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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